杰弗里·萨克斯：美国终将明白，自己根本不够格统治全世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中美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如果中国不够强大，还能引起美国的注意吗？美国霸权是如何在全球实施“颜色革命”，以建立忠于自己的傀儡政权？在这种霸权思想下，世界秩序还有可能走向和平吗？

7月21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前高级顾问杰弗里·萨克斯来到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参加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主持、联合底浪文化共同发起的对话。萨克斯教授以《以色列-伊朗冲突及其全球影响》为题做主题演讲，并将话题拓展到了更广义的地缘政治领域。

以下为萨克斯教授近2个小时主题演讲全文，观察者网翻译，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杰弗里·萨克斯：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欢迎与邀请。也感谢在座的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度几个小时，聊聊当今世界局势。的确，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以色列和伊朗，也就是中东危机，但我还是想谈得更宽泛一些，更一般性地谈谈地缘政治话题。

地缘政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各国——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且充满风险的时期。我们深陷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因为我们身处核时代。众所周知，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但得到公开承认的是九个。这九个国家中的大多数，至少与另一个有核国家在地缘政治或外交上存在冲突。而美国和俄罗斯更是在乌克兰陷入公开冲突，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场美俄之间的战争，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因此，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全球局势，才能避免可怕的灾难。

7月21日，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张维为教授对话观察者网

我经常提到《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末日钟”。这是美国的一份刊物，创办于1947年，也就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创办者是那些自己也办期刊的原子科学家。他们想告诉世界：这实在太危险了。核武器带来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其毁灭性的威力是史无前例的。于是他们设立了这座钟，钟表指针会指向离“午夜”（象征世界末日）更近或更远的位置。钟刚设立时，指针离午夜还有七分钟。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我们离毁灭很近了，就是因为这些新武器。

那是在1947年，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当然，1949年苏联打破了这种垄断，研制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接着是1950和1960年代的英国、法国、中国。然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大约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尽管从未正式宣布）拥核，再之后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伴随着地缘政治的演变，这座钟的指针一直在来回摆动。

冷战结束时的1991年，指针曾远离午夜。苏联解体了，看起来威胁消失了，冷战结束了。美中迎来良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以及后来的叶利钦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都说：我们只想要保持良好关系，我们要重建，我们想要体面的对外关系。于是科学家们把末日钟的指针调到了离午夜还有17分钟的位置。

然而，自那以后的每一届美国总统任期都目睹了末日钟指针向午夜逼近。我不认为这是偶然。我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犯下的错误导致的。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国家——我们不用担心外敌入侵，毕竟，我们并不担心加拿大或墨西哥入侵（虽然1846年美国跟墨西哥打过一仗，但他们输了），所以这不是什么大威胁。我们还有两大洋保护，美国本该非常从容。美国在安全上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本应不难避免——你只需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就行。

但正如我所说，指针从离午夜17分钟开始调整，克林顿上台，指针移近了；小布什上台，指针移近了；奥巴马上台，指针移近了；特朗普上台，指针移近了；拜登上台，指针又移近了。现在，指针离午夜只有89秒了。从17分半钟，到只剩下不到一分半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每一届政府都在把指针拨向午夜？

当然，存在许多种解释，但我的解读聚焦于美国，更宽泛地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我指的是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把它们算在一起，因为它们也算英国的旁支）。在我看来，问题在于我的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对全球现实存在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已持续了三十多年。

2025年1月28日，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桑托斯（左）、普林斯顿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系荣休教授罗伯特·索科洛展示“末日钟”最新状态

张教授，您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14年前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我刚刚才有机会拜读。正如您告诉我的，您是对的，您辩赢了。但福山教授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是：西方已经胜利，历史终结了。而我对现实的基本理解则不同。

我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胜利——我们有机会摆脱核战争和对抗，有机会在全球各地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引领并展现了这一点。从1980年到2020年这四十年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这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可能性——凭借技术、教育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我们能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

顺便说一句，我是亲眼见证这一切的，因为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1年。那时的中国并不富裕。1981年的中国还很贫穷，这是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结果。在我职业生涯的这四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世界所有地方都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尽管我要为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尽心鼓掌，并深知其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明土壤中，但我坚信这是在世界所有地区都能实现的。也许速度不同，也许不能都像中国这样成功，但我不会轻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非洲、南亚、中亚或拉丁美洲。

我认为，我们都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让贫穷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潜在现实。但显然，这还不是我们世界的实际现实。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世界可能成为的样子，然后努力去实现那个世界。

不幸的是，这并非1991年底福山教授宣布“历史终结”时美国的想法。当时美国的想法是：西方将从此领导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美国将领导世界向前进。至于其他地区是否发展，美国兴趣不大。即使它们要发展，也必须在美国的庇护下进行。换句话说，冷战结束时重要的是全球主导地位，而非合作或和平。我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世界在过去35年里持续陷入危险，且变得越来越危险。

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存在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西方主导了世界经济和政治、金融领域大约250年，大致从1750年到2000年左右。在此期间，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将这种主导地位解释为世界上固有的、理所当然的特征。它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种主导地位，有些非常极端，有些稍微温和一些，比如种族优越论、社会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宗教优越论（毕竟西方是一个基督教世界）。

无论信奉哪种理论——基因优越论也好，生物优越论也罢——这种观念都深深植根于西方世界的思想、道德、叙事、信仰、制度和政治之中。而其中有两个国家主导得最为彻底。当今世界的大多数问题，追根溯源都跟它们有关。

其一便是英国。中国与英国有着一段相当不同寻常的打交道经历，从1793年一直延续到大约二战结束。另一个就是美国，英国在西方世界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的继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