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撒了一个“谎”，中国人要努力圆上
文 | 猫城狐 VK
马克思的“谎言”
虽然我个人并不是个高达粉丝，但因为我的朋友圈里有胶佬，所以我也跟风看了前段时间出的高达新作《GQUX》，顺带补了一些UC宇宙的设定，但在《GQUX》完结的时候，我却完全不知道看了什么，动画制作组也只能将整个故事归结为“拉拉·辛（《高达》UC世界观中的重要女角色）的一场梦”。我很讨厌这种梦结局，因为这注定了故事没有未来，他好像就像是在告诉观众：“我的想象力已经穷尽了，非常抱歉。”
想象力，特别是对未来的想象力，一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科幻文艺并不是对未来想象力的全部，但是总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反映一个时代的人对未来如何的看法。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科幻巨匠，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弗兰克·赫伯特、海因莱因，这些“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家”，在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飞速发展中，把握住了这样的时代脉搏，创造了到现在仍然被不断模仿的范式与题材，似乎在他们的时代，就已经完成了对宇宙的探索。
不止西方世界，处于太空与科技竞赛另一方的苏联，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中心，也产生了许多的科幻作品。在苏联，齐奥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学生们把对未来的畅想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这些兼具科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人的影响下，对宇宙的狂热成为了一种风潮，人们沉浸在对宇宙的开拓与解放故事之上，乃至于要把社会主义推进到整个宇宙。从《阿爱里塔》到《她来自未来》，在苏联的70余年历史中，想象力似乎从未断绝。
但当下却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未来想象力的枯竭似乎都成了一种既定事实。在国内科幻领域，《三体》和《流浪地球》（电影）系列成了两座绕不开的高山，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幻系列能够超越；在欧美，雨果奖盛名之下其实难付，特别是2019年的最佳长篇小说《计算之星》已经是不加掩饰的白左意识形态表达，除此之外，西方的科幻作品也多是“赛博朋克”这一类型；如果再加上日本，虽然在日本ACG领域的存在科幻要素的作品还有一些，但是也几乎找不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对未来的想象故事。
为什么人们失去想象力了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人们不敢想象未来呢？说到底，所有敢于真正想象未来的人，其实都有这样的共性：一方面，对当下的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有着希望，认为未来总胜过现在。只有兼具这两方面的人，才会真正地想象未来。
在过去，这个角色通常由马克思主义者扮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中，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里，当然还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左翼青年与学者，都曾经畅想一个更美好、更平等的未来。当然不只是这些人，他们的对手，还有那些站在中立位置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开启了与他们的比较，因此在他们中也诞生了许多对未来的畅想。
然而，在苏联死去之后，被苏联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人们都不再想象未来，或者只是把未来作为当下更糟糕的重复。正如齐泽克所说：“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加容易。”
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千秋万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性政治混乱已经证明了这点。可哪怕如此，今天我们却很少看到像之前一样的对未来的乐观畅想，更多的还是狐疑。这些东西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结论：哪怕是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危机似乎也并没有结束。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有着怎样的危机？以至于在现在还在阻断马克思主义影响当代的世界，进而影响未来想象呢？
要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仍然要回到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尤其是回到“共产主义”这个概念。马恩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在这千言万语中，关于共产主义的预想只是沧海一粟。不同于过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马恩那里，从来没有一个规定性的“共产主义”，对于未来的设想，马恩反而是笼统的过分：他们只是想象了一种状态，在一次革命之后，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都被无产阶级所夺取，于是无产阶级便消灭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迈向了共产主义。
而矛盾便诞生在这里，马恩并不相信空想社会主义的完美社会设想，就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说，他们毫无疑问是在历史辩证法的背景上做出了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在这个基础上，共产主义也并不是终极的状态，而只是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的历史时期。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可是，尽管对于共产主义的未来仅仅是做出一般性的描述，但在马恩话语整体综合并流传发展于世后（尤其是恩格斯单独论述共产主义的问题），却仍然被表述成了这样一种东西：他是消除了过去的对抗的理想社会，资本主义中的根本性矛盾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消灭，于是历史最终变成了一种同一性的历史，并不给社会矛盾留下空间。
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共产主义社会被表述为这样的状态：“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越。”
可是，这岂不是和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矛盾了吗？若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审视一切的社会形态，那么为什么在共产主义前停下了脚步？也许站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马恩在这里“撒了个谎”。而这一个谎言包含了两大组成部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国。
在黑格尔那里，“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原因与动力，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呈现，马克思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同时也继承了其“世界精神”，这种继承便存在于其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之中。
而共产主义能成为历史的归宿，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未来图景功不可没，虽然马恩不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描述具体的未来，但是他们也仍然沿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方式表述未来：“人类终于成为自身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所展现的共产主义图景是“归一”的，即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着的方面最终都实现了真正的、无缝的统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预想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技术性构想被剥离，但他们的愿景得以保留，并且还填充上了“世界精神”作为血肉。但这样的愿景，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却终归有一些苍白无力。
马克思撒谎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但“谎言”对于真理、对于革命来说却是必要的。当代许多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虚假理想的人大概忘记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醒世名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作为书斋中的学问或者哲学家心中的理想国存在的，他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是摧毁资本主义旧世界从而产生新世界的实践。
但问题在于，这个实践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毫无疑问，对于实践者来说，对未来心怀信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有规律的，但是这种规律的实现却必须依赖于历史主体或自发或自觉的行为所实现。因此，马恩“撒了谎”，但是这种谎言却藉由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了一种真实的、伟大的东西。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主体的辩证法，其理论上的不完美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填。
但无论如何，在哲学上，或者也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却永远不可能完美，马恩体系的辩证法一直在与马恩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着内在的冲突。
卢卡奇就曾经指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问题：“进步的意识形态……把一开始就降至最低点的矛盾分配到一种无限的时间中去，并假定矛盾将在那里自行解决。进步把历史意义的开端和结束，消融在一个没有边界的自然过程中，并把人自己的角色向人掩饰起来。”（转引自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
因为掩盖了历史的主体，也就掩盖了历史运动的辩证作用，因此对共产主义运动自身，从共产国际开始的所谓“正统马克思”的辩证法陷入了盲视中。（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辩证法的作品，整个《资本论》体现了其对辩证法的运用，这里不展开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日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具体表述的差异）
苏联官方哲学的失败
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盲视”的潜在危机并不算危机，因为当时的人受限于革命实践的发展水平，不仅没见过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连共产主义之前的过渡形态社会主义都没有见过，当共产主义还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对其的反思也自然是无法进行的。
但1917年之后，这种情况改变了，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了，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崩塌，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临这个残酷的问题，在马恩那里一下子仅仅是被一笔带过的“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生产资料”，在实践中却变成了一个相当漫长看不到尽头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不得不在国家的框架中展开，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变成了清晰而又具体的东西，而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也连带出现了裂痕。
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幸的是，一个政府(即使是一个革命的政府)，或一个政党(即使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并不是一种否定。为了在历史的土地上安营扎根，它们必须肯定地存在着对于所要做的事情……否定性的历史代表们始终更多地是以肯定性之名确定自身的。无产阶级倾向于认为(共产党就更是如此了)，革命是一种在事物中运作的肯定性原则。”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拾起曾经那些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坏东西所批判的，但是他们不得不需要的上层建筑。虽然无产阶级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同时他们却仿照资产阶级的样子构建了新的国家机器。同时，他们又必须肯定国家和国家机器的作用，也肯定现状的长期持续性，并且利用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这样一来，唯物辩证法便出现了裂痕，否定之否定地运动变成了对现状——哪怕是对社会主义的现状——的肯定。
当然，不同的国家所进行的“肯定性实践”也自然大不相同，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关于共产主义危机的应对方式。这其中最有代表的莫过于苏联和中国。
某种程度上说，苏俄的革命可以称得上一蹴而就的，甚至快得难以想象。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尚且只是国家杜马中最小的党派之一，但是自从列宁回国之后，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中急速地传播自己的影响力，最终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变成了俄国最大的政党。
然而接下来布尔什维克却陷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哪怕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也仍然要面对国际封锁。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苏联的革命者所必须做的事情唯有尽快建设自己的国家，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苏联官方哲学也就以此作为历史前提。
苏联官方哲学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当代的论者，再到今天B站孜孜不倦嘲讽“日丹诺夫体系”和思政必修四教材的旺座们，都在攻击这一“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整个体系建立在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之上，批评者们认为，列宁的这本哲学著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倒退，在黑格尔那里，存在与思维的非时间性问题已经被历史哲学中人与其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问题所取代，但是列宁却把认识重新变成了一种非历史性的东西，绝对存在于历史之外。
“通过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嫁接起来，列宁的‘认识论’保留了辩证法，但它是经过了防腐处理的，它在我们之外，在某种外部实在之中。”（梅洛庞蒂语，他对列宁的批评停留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但列宁在后面的《哲学笔记》中对哲学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但评价苏联的哲学教育，却不能离开当时的苏联环境。一方面，苏联需要培养适应计划经济的技术官僚，但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迫使苏联无法慢慢地坐而论道，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进行灌输；另一方面，在当时计划经济又被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除此之外再无他法，因此苏联便产生了这样一元化、绝对化的哲学/意识形态。因此在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便存在着对共产主义自身的盲视，而随着苏联社会的发展，这种盲视变成了对整个苏联乃至社会主义运动自身的盲视。
赫鲁晓夫可以说是这种盲视的集大成者，他1956年所做的秘密报告本意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教训的总结，但是最终却变成了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说到底，赫鲁晓夫并不承认这样的客观事实：在社会主义中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乃至危险。而这甚至是整个苏共高层都难以认识到的，因为在不到一年的夺取政权的行动和4年的内战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似乎再也没有内部的威胁，只剩下外部的敌人。因此在苏联社会主义中所发生的波折，也就不被当作历史发展的环节考察，而仅仅被认为是领导人个人品行所导致的灾难。
这种英雄史观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对过往领导人的彻底污名化，但苏联人显然忘记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行动是与过往的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的，因此他们也就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中。在对过往领导人心安理得地批判之后，对自身的盲视仍然继续，苏联领导仍然在否定苏联可能的危机，勃列日涅夫深谙此道，他在任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如发达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其根本上都是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存在的各种危机。
中国的矛盾论与否定之否定
相比起苏联，中国革命则是旷日持久且艰难困苦的。从1927年的八一起义算起，中国革命进行了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历程，而其面对的环境也比苏俄所面对的更加复杂得多，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不同势力之间盘根错节，矛盾复杂，为中国的革命势力提供夹缝的同时，也对中国的革命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处理农村的关系、如何分清敌友，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如何保证党的战斗性与纯洁性、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些问题苏联无法提供答案，而只能在革命中一点一点摸索。经过了多年的革命实践，在党摆脱了自己的幼年期的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推进到了极致。
教员的辩证法比起苏联官方辩证法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真正摆脱了变成了从共产国际和苏联那里变成教条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的盲视，将辩证法真正的贯彻到了整个革命过程，从此革命者能够辩证地审视自己的行动。
这种审视的关键在于化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矛盾”概念，并且与唯物辩证法所结合。教员用理论和实践生动展现了矛盾的无处不再，同时不同的事物都有自己特殊的矛盾，矛盾会转化，矛盾有对立和统一，解决矛盾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矛盾。
而在建国之后的应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教员又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矛盾，也会有历史的发展。虽然这些都是现代中国人所熟知的东西，可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地共产党中，都掀起了毛泽东热。
教员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革命中推演到了极致，可是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危机真正暴露在了世人面前：如果共产主义的理念只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与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堆砌，那么他便不再是有着终极性的理念。那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自处呢？
实际上在教员的矛盾论中，也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所谓彻底的革命的倾向，换句话说，由于矛盾的存在，所以革命是一种永远无法停歇的运动，只有在运动中，革命才能实现自身。其所带来的正是对一切的否定，对绝对运动的追求，如果停止革命的运动，最后便是矛盾的显现，对革命的破坏，直至革命本身的消亡。
另一种倾向则是接纳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完美，既然共产主义没有先验的唯一性，那么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达到最终的目的便都是有可能的，因此为了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存续，社会主义可以容纳异质的东西。而这两种看似对立实则都是矛盾论所自然而然生发的结果，也分别对应了现代中国的两个时期。
太多的前人倒下，但我们唯有继续前进
中国和苏联，世界社会主义的两个大国，虽然都在用各自的方式面对共产主义概念的危机，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拿出一个决定性的说法。但比起哲学/意识形态上的困境，现实中发生的困难更重要得多，在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旷日持久的封锁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发展困境。
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国首先转向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因此也就使得教员时代的意识形态感召力被消弭了。（日本动画泰斗高畑勋就曾经极其失望的谈到，当有机会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尊敬的上美厂只对日本的薪酬制度表示到关心）
同时期的苏联则在石油经济的加持下开启了全球扩张的政策，这种扩张政策（特别是对阿富汗的侵略）使得世界左翼进一步对苏联失望，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混乱与石油经济的衰退则使得苏联内部进一步混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自此之后，世界左翼运动归于沉寂。
后冷战时代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一种迷茫中，一方面，作为哲学/意识形态理想的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破裂了；另一方面，能够支撑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场域似乎已经消失。
齐泽克就曾经在对巴迪乌的评论中描述过这种困境：“……巴迪乌声称还存在第三种最真实也最可怕的失败: 革命者们出于本能而完全正确地意识到，任何革命一旦巩固成为全新的国家权力，也就意味着革命到了背叛，但是仅凭这点认识却远远不足以让革命者在社会现实当中发明或者强加真正的替代性社会秩序。于是革命运动被迫采取了玉石俱焚的绝望策略……因为二十世纪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教训:革命胜利的最终结果要么是恢复旧秩序--回归国家权力逻辑，要么是陷入自我毁灭式净化的恶性循环。”
而失去了实践场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把马克思主义降级为一种文化批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剔除，不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际可能的事物，而这某种程度上直接废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能动性和人民的历史主体性。总的来说，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面对着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是书斋中的精英，但是并不能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又认为“资本主义如同空气一样”，不满现在，却没有想象未来的能力。
但是真的毫无希望吗？并非如此。在苏联离开人世的30余年之际，资本主义也发生了全方位的坍塌，而原本只是被认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链条的中国，却以一种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作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克苏鲁，中国集中了整个世界将近一半的生产力，同时在政治与社会治理方面，中国也在各种意义上战胜了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成功在这几年都随着世界互联网被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所熟知，而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彰显着社会主义的光芒，并且证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仍然闪耀着光芒。
是的，也许马恩时代的共产主义理念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要以一种世界之外的理性来观察世界的，纯粹的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理性与革命激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赞颂的人不是资本主义假想的理性人，而是存在于历史中活生生的人，他们首先要吃穿住行，同时还拥有着充沛的情感，而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则是最富余情感的一群人，也因此是信念最坚定的人。
历史不会自在的运动，他必须藉由历史的主体实现自身。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观念的共产主义的危机也正说明，在马恩之后共产主义的道路确实在发展，因此共产主义才能在历史中审视自身，也因此，我们比马恩的时代更接近于真实的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主义概念的“内在危机”从来不会占据讨论的中心，因为这里的人民的实践正是这种危机的解决，人民对未来的希望胜过哲学家的千言万语，而最终这也会化为对未来的各种想象。
所以，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当给世界给予出对未来什么样的想象？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意识到一点，无论诸如所谓“全自动豪华宇宙共产主义”的构思有多么的闳侈不经，它首先是带有着敢于想象的闪光点的。
在共产主义者20世纪以来的长久辩论来看，先一辈的海内外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恐惧于想象一个未来世界，也没有像马克-费舍所说那样“对未来近乎病态的无力想象”。诚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社会未来不同的想象，导致了左翼无数次的分道扬镳，但唯有如此，唯有实际行动，我们才能有迎接全新未来的可能。
请原谅我不能在此写下我个人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无论我描述多少对未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它这究只是我个人的。
向幻觉停滞期的幽灵开战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职，但在这个时代，许多人已经认不出年轻时他们脑海里未来的轮廓。对于这些人来说，对未来世界想象力的回归会显得如此突然；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历史的必然。
我希望看到的是无论多么异想天开，所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敢于想象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并且敢于用自己的想象，向世界被困于资本主义后政治后幻想的牢笼里的人们，绘画出一个曾无法被看见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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