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村：一个“三农”样本半个世纪的乐与痛

背景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中国的现代化，也必将以“三农”的现代化为终点。

1949年，中国总人口为5.4亿，农村人口为4.8亿；1978年，中国总人口为9.58亿，农村人口为8.38亿；2024年，中国总人口为14.08亿，农村常住人口为4.65亿。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83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70.5%，即务农者占就业的大头；2024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1.63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2.2%，即从事二产三产的占大头。

中国有“大国小农”的国情，很难像发达经济体那样只有1%～3%的人口务农。但中国振兴“三农”的大方向一直也是——从农村到城镇，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从农民到市民，在迁徙、转型和升级中实现协调发展。

说来不复杂，真要实现这种跨越并不容易。

就我在各地所见，一亩农地的流转价格大致在七八百元到一千五百元，这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地方农地产出的价值。如果只是种地，加上政策扶持，温饱当无忧，要想富裕极难，所以必须发展非农产业，但这往往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不过，人民群众的韧性和创造力也在于，他们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富裕路、振兴路，尽管这中间有太多的困难和挑战。

感受振兴村

在目前中国47万多个行政村里，有一个叫振兴村的地方，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版图面积6.6平方公里，有2300多名村民，也被叫作振兴小镇，曾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诸多荣誉。

7月21日、22日，我应新华网山西频道之邀到这里调研。上海正是酷暑，而在群山环抱、翠绿掩映的振兴村，最高温度为摄氏27度左右，最低温度为20度，真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走进别墅住宅区的一户村民小院，两层别墅，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已经住了十几年，但感觉还挺新。屋内外井井有条，房子的质量和屋内的环境，一点不亚于发达地区富裕农民建房的水平。院子靠墙的几处围栏里，种着茄子、西红柿、香菜等。

在和村民的交流中，我得知振兴村多年前就有了五大保障机制。

一是就业均等。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就业，因病、因残不能就业的纳入社保；

二是医疗保障。在国家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外，村里推出了就医补助项目“福村宝”，村民及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外来工每年出资100元即可参保，享受大病补助，“两块加在一起，住院做手术，自己出的钱只有一点点”；

三是教育免费。凡在振兴学校就读的学生免校服费和住宿费，补伙食费（幼儿园每人每天补2元，小学补3元，中学补5元），考上本科的村民子女一次性发放5000元助学金，考上研究生的发放1万元；

四是养老保障。在国家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外，村里给60岁以上老人每年发放1200元养老金，70岁以上老人每年发放1500元养老金，并有两次免费体检（相当于1500元/人），“五保户”老人入住振兴村养老院；

五是社会福利。对村民用水、用电和供暖进行补助，每月免3度电、2吨水，供暖从每年10月底到次年3月底给予补助；每人每年发福利金1500元；村里还开通了振兴村至上党区、长治市区的免费公交车。逢年过节，免费发放米、面、油等物资。

村里的道路，都以“仁、义、礼、智、信、贤、德、文、明”等命名，家家户户门上都写着家训。我在崇德路一户家庭门上看到，其家训是“尽孝敬祖，尽忠报国，尽情交友，尽职创业”。

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图书室里有近万册图书，有健身室、舞蹈室、科技室，孩子们有的在堆积木，有的在玩飞机航模。一位志愿者介绍说，村里有200多名志愿者，有4支固定志愿服务队和两支流动服务队，涉及维修、环卫、文艺、导游、红色文化宣讲等。服务最多的志愿者一年服务近200小时。服务有积分，可凭积分领取生活物品作为奖励。

这位志愿者是大学毕业生，因为“村里环境很好，福利保障也很完善”，就回乡就业，每月工资为三四千元。

夜幕降临，我来到1公里长的振兴不夜街。大舞台上，请来的演员和村民在K歌。广场上，妇女们在跳民间舞蹈。街两边，一边是50多家餐饮、文创等商户，临着广场的那家正和游客做“丢绣球招亲”的互动游戏，表演得惟妙惟肖，演完就从二楼往下面撒喜糖；街的另一边，是各种公共服务、金融服务等网点；街中间，有很多游戏项目。

振兴旅游公司负责人说，每年正月初一到十六是振兴村的“春节嘉年华”，已经办了8年，每年方圆几百里有50多万人到这里体验过年的味道。从春节、元宵灯会、根祖文化旅游节、端午健步行、避暑文化旅游节、重阳文化旅游节等等，“季季有看头、长年不断线”。

我还去看了民宿、红色文化广场、可容纳1000人同时培训住宿就餐的乡村振兴人才学院等。学院已累计培训500多期，培训人数达6万余人次。

我在振兴村的所见，是“就地入城，就地就业，就地入学，就地就医，就地养老”的就地城镇化，是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和美乡村。它不再是简单的“三农”，而是以煤炭产业为基础，以农文旅商等多业态为载体，融自然风光、民俗展演、休闲康养、农艺体验、教育培训等为一体的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示范区。

内地山西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大开眼界。

振兴之路：一个人和一个村

振兴村发展到今天，和一个领路人有关。他叫牛扎根，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出生于1955年，今年70岁。2019年国庆70周年时，他曾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被中组部邀请乘坐“从严治党”方阵的彩车，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没有牛扎根这头老黄牛、开荒牛，就没有振兴村的今天。

振兴村前身叫关家村，改革开放前是个“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住在山坡坡，啃着糠窝窝”的地方，100多户、五六百名村民住在落差100多米的大雄山半山腰上。村里的路是河沙滩、土泥路，吃水要到1公里外的山沟里挑，孩子们上学是几个年级一起挤在破旧的关帝庙里。

牛扎根上小学四年级时，关帝庙漏雨，他代表同学找村大队长，希望修一下。大队长指着他训斥：“我们大队穷，没钱修。你有本事，就等你长大当干部时吧！”这句话刻到了他心里。

1973年牛扎根当上村大队会计，1979年当生产队队长，1984年经海选成为第一届村委会主任，同年入党，1985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牛扎根当上村干部后，动员并带领大家一起修路、打井、建学校，资金不足就东借西凑，男女老少齐上阵，缺技术就三顾茅庐请高手。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昔日的河沙滩建成了平坦的砂石路，孩子们从关帝庙搬进了新学校；打机井、铺水管，在全县农村第一个用上了自来水。他还发动村民改土造田种庄稼，让家家户户都养三到五头生猪和几十只鸡，靠劳动致富。

解决基本生活难题后，就是“让大家富起来”的新命题。1986年，牛扎根在全体村民大会上说，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力争用15年时间，把关家村从山沟沟里搬出来，把旧村彻底改造成新村。

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2008年才实现。这有如何统一村民思想的问题，更是受村里财力不足的制约。

上世纪90年代末，煤炭市场萧条，销不出去。2001年，镇政府决定将位于关家村的镇办振兴煤矿改制。时任村支书和煤矿书记、矿长的牛扎根意识到关家村的机会来了。

当时全镇的有钱人都来争，而关家村没有什么集体资产，他就动员村里群策群力，由69名干部职工凑了516万元，向镇政府买下了煤矿经营权，牛扎根出资20万元，成为第一负责人。

2004年，县里对煤矿进行第二次改制，角逐范围由全镇扩大至全国。牛扎根再次得到了村民拥护，全村每家每户和矿上的员工都拿钱出来，与他站在一起，4500万元买断了经营权，护矿成功。牛扎根占股40%（后增加到60%），之后，他逐渐将从村民处借来的钱以本金3倍的价格返还，或按村民意愿转为股份。

作为煤矿的实控人，他和当时的其他8位股东商定——现在煤炭形势正在转好，应该利用煤矿的收益，重新布局村庄，让村民们住上别墅，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走出大山搬到平地”的新村建设再次提上议程。以新建的两层别墅住宅为例，规划总造价为35万元，还包含院墙、街门、照壁和简装修，村民每户需要支付12万元（保底价），原来旧房子的估价款可以抵扣一部分，不足部分由村民现金支付。剩余23万元和村内所有公共设施和道路建设，均由振兴煤业有限公司负责投资。据统计，入住别墅的村民平均每户出资为4.6万元左右。

2008年10月18日，关家村实现了整体搬迁，最终投资了3.6亿元，兴建了别墅式住宅136套，标准化村民新居95套，以及一批配套设施。很多村民没想到有生之年能住进这样的“小洋楼”——“不见砖、不见梁，做饭不烧煤，解手不出房，住房装修像宾馆，一户两台大彩电，家里有了电影院”。他们到镇里的集市买酒买菜，请亲朋好友来庆贺。

2009年6月18日，经全体村民表决通过，关家村更名为振兴村。

从当年事事艰辛的关家村到如今万象更新的振兴村，振兴煤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在煤矿基础上，成立了振兴集团，牛扎根任集团党委书记。

为充分发挥振兴集团对新农村建设的带动作用，长治县（2019年改为上党区）将原振兴村、郜则掌村、向阳村3个村党支部从西火镇党委中剥离，并入振兴集团党委，实现企业与村党组织领导的合并，“三村并一村”，形成一个中心村，即新的振兴村。振兴集团为三村村民一共盖了521套新房子，加上48套人才公寓，总计569套。

2010年7月，长治县城乡统筹振兴试验区成立，简称“振兴新区”。它是长治以“中心村”示范区模式推动城乡一体化、建立新型城镇化农村社区的一次试验。牛扎根任振兴新区党委书记。

振兴新区成立后，组建了专业合作社，共流转振兴村和西火镇西村的土地6331亩，村民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流转后，不适合种植的2000亩荒地退耕还林，剩余土地按照农业观光、农事体验、蔬果采摘、农艺博览等功能分区进行建设。振兴现代农业公司则以“公司+农户+农庄”的模式，对流转土地统一规划、分片承包、自主经营，让农民变成现代农业的产业工人。

以上是振兴村的基本脉络，其模式就是以企带村，以工带农，走共同富裕道路。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牛扎根。2020年7月，他在振兴村支部扩大会议上宣布，将山西上党振兴集团60%的股份归振兴村集体所有，40%作为村民的股份和福利基金。以学校为例，除十多名老师是领取国家工资外，其他几十名民办聘用制性质老师的工资，除国家给予的补贴外都由振兴集团补齐。

历年来，振兴集团累计投资13.5亿元，先后完成文旅转型和民生实事百万元以上项目115个。在牛扎根看来，煤炭是“现在离不开，将来靠不住”，所以振兴村向绿色经济、文旅经济转型是必然选择。

真的不容易

22日清晨，我坐摆渡车去吃早餐的路上，看到牛扎根一个人在路上走着。他住的房子和村民的别墅完全一样。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从一个关家村到和向阳村、郜则掌村“三村并一村”，合并为新的振兴村；再到“一村带两村”（新振兴村再带动周围另外两个村的发展），从黑（煤炭）到绿……他有太多创造的快乐，同时，无数压力最终也都在这个想做事、能做事、为人做事的人的肩上。

他染上了失眠的毛病，身体的零部件也有不少问题，人非常清瘦，戴一副眼镜，像一位长期伏案工作却营养不良的老教授。

想当年，如果不是他站出来赢得煤矿的控制权，在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大致在2002年至2012年），振兴煤矿照样会赚钱，但就像山西很多煤矿一样，老板自己赚了大把钱，尽情享受，最终留下的是矿山掏空、环境污染、山体塌陷的烂摊子，对所在区域的集体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并无太大关系。

我感叹，振兴村幸好有牛扎根这个主心骨，他集能人、仁者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基层干部三重角色于一身。

牛扎根善经营，热心为大家办事，村民们信任他，支持他。无论是最初建学校还是后来守护煤矿，村民都慷慨解囊。但也有一些事情，村民一开始并不认可。比如关家村的迁建，从1986年第一次提出搬村计划，到2006年10月组织全体村民开动员会获得认可，前后整整20年。

2006年迁村开始启动后，最难做的是397个坟头和19座庙都要迁走，仅牛扎根的家族就有53个坟头。虽然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有少数村民说不通，有人说：“我家这个坟的风水好，如果迁坟后出现了问题怎么办？”牛扎根与村“两委”干部反复商量后，采取了一个办法：由村民推举5位群众代表，村干部不参与，村民代表聘请3位风水先生勘察地形，他们后来在村庄西北角挑选了一块都比较满意的地方，作为安置地。村集体安排人把坟坑挖好，谁家迁走一个坟，补助3000元。

最大的阻力还不是村民，而是牛扎根的本家兄弟。和牛扎根同一祖爷的有6个本家，4家同意迁，2家不同意。一位本家兄弟认为，牛扎根作为村里和企业的带头人，不想着兄弟利益，把好处都给了别人。这位兄弟有个出嫁女儿，离婚回村后也想要一套房，但一分钱都不想出。

为维护一视同仁的规则，牛扎根和村干部多次给他做工作，都不行。最后经村委会研究，上报上级政府，通过政府支持才说通了他。

为什么本家兄弟最不理解自己？牛扎根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不能否认人们对钱财的热衷。还有就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很浓厚的家族意识和宗族思想，在家庭和家族里，集权力于一身的男性家长容易滥用权力来获得更大利益，滋生特权和裙带思想。以前的宗族间需要抱团发展，所以本家兄弟存在这种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但我们在分配上人人平等的村规民约不能打破，我想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思想观和价值观总会转变。”

振兴村需要更多支持

在和牛扎根的交流中，我被他一辈子献身“三农”建设的精神深深感染。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一个70岁老人仍在奔波操心的不易。

最近这一两年，煤价低迷，今年上半年振兴煤矿的景气远不如以前。他要花大量时间在矿上，进行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虽然几十年的行业起伏让他相信，低谷之后就是上升，但如果徘徊时间太长，就是很大压力。

文旅产业虽然不错，但目前主要还是在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比较火爆，如何形成常态化效应，也是挑战。

振兴村的乡村干部培训，去年服务了2万多人次。今年由于不少地方对中央《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的片面理解，把通知中列明的21个风景名胜区泛化到所有景区，而振兴村刚好在2018年被评为4A级景区，导致培训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其实，振兴村这样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样本，和自然风景区的内涵完全不同。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这些都会过去的，我相信党和政府，地方政府也在帮我们一起想办法。”牛扎根平静地说。

而我则想到，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更好地提振内需，激发活力，并为乡村振兴导入活水。

“担任村书记不会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村书记。”牛扎根有这个觉悟，一辈子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当他为更多人的共同富裕默默承受压力之时，我们也理应为他做点什么。

最后我想说的是，乡村振兴也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更多创新。

纯粹从个人立场，我对“以企带村”有一定保留看法。把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责任都让企业来担，在产业上升周期是可行的，但是不是长期可行，我存疑。我认为即使像牛扎根这样具备企业家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人，也不可能保证。

而对于适当扩大行政村规模、小村并入大村、通过中心村带动周边发展的探索，我则高度认同。经济学上有所谓“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效率”的道理，如果行政村规模太小，实际上支撑不起优良的公共品供给。像振兴新区这样的模式，实际是在建设一个新型农村社区，有一定规模，功能齐全，设施完备，村民不出村就可享受到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

这种体制还避免了管与干两张皮的问题。新区既是制定规划的管理机构，又是谋划经济发展、促进村庄建设、统筹各类服务的办事机构。在这种模式下，一个好班子也能发挥更大作用，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望着牛扎根有些孤独的身影，我想到他过去对媒体说过的话：“我这几十年风雨兼程、摸爬滚打，始终没有离开过家乡，离开过群众。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候，是群众支持了我，是党肯定了我。政府给我一碗水，我还政府一桶油。我宁可累死，也不退坡。只要还干一天，就尽全力让群众满意。”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牛扎根在“三农”振兴中无悔无怨的人生。

—— · END · ——

No.6465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秦朔